“为国造仪”的90后们：国仪量子背后的科学精神与资本答卷

翻开国仪量子的招股书，一组数据令人瞠目：自旋共振品类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国内市占率超过80%，全球市占率达25%；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国内市占率高达97%，国际市占率超过55%。多款量子显微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00%，位居全球首位。

这意味着在量子精密测量这一前沿赛道，国仪量子已是公认的全球第一梯队玩家。

2018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公司推出首款商用脉冲式X波段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企业。同年，国仪量子还与无锡惠山区政府共建了量子感知研究所，启动量子技术在产业端的落地探索。

此后产品矩阵快速扩张：2019年推出国内首台扫描NV探针显微镜和国际首台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2023年交付国内首台商业化离子阱量子计算机。时至今日，国仪量子已形成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电子显微镜、随钻测量、气体吸附分析四大业务板块，产品从科研实验室走向工业质检、能源勘探等多元场景。

但是，真正撑起这家公司营收基本盘的，并非最前沿的量子计算机，而是正处于国产替代风口之上的电子显微镜。

招股书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3.9亿元、4.84亿元和6.63亿元，近三年收入复合增长率接近30%。从业务结构来看，电子显微镜系列产品的营收占比逐年攀升，2025年已达56.29%；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系列产品稳健增长，2025年营收占比为32.95%。换言之，这家头顶“量子”光环的公司，营收上一半以上是由电子显微镜这一“第二曲线”贡献的。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增长曲线。量子系列产品技术壁垒更高、毛利率空间更大，但国内市场仍处于培育期；电子显微镜系列乘着国产替代的政策东风，市场需求旺盛，但毛利率更低、行业竞争也更加激烈。从毛利率来看，公司毛利率稳步提升至46.98%，意味着产品议价能力正在增强，规模效应正在显现。然而，在这两条曲线交汇的交叉点上，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在半导体等产业链安全焦虑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电子显微镜作为“工业之眼”，其战略价值决定了这条第二曲线不仅现在是利润来源，未来还将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必争之地。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力，既是国仪量子商业模式的底色，也是资本市场对其估值逻辑的核心检验。

国仪量子在科创板这条快车道上的狂奔，离不开背后一盘精心布局了八年的资本棋局。从2016年创业早期便获得杜江峰院士技术背书和中科大资源加持，到2022年前后估值已达70亿元的独角兽身份，再到IPO前夕站上近百亿估值体量，这家硬科技企业用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从“实验室黑马”到“资本宠儿”的身份跃迁。

2018年9月，国仪量子获得“科大系”机构的首轮注资，这是它在资本市场的初次亮相。但真正让其在投资圈声名鹊起的，是2021年1月由高瓴创投领投的B轮数亿元融资。有公开报道显示，这也是高瓴资本首次布局量子技术赛道，足见国仪量子在这一前沿领域的标杆意义。

高瓴之后，更多明星资本蜂拥而至。2021年12月，国仪量子完成C轮数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国风投基金、中科院资本、IDG资本、合肥产投、松禾资本、前海母基金等知名机构，火花创投、科大国创、高瓴创投、同创伟业等老股东也继续追加投资。2025年10月，合肥国资——兴泰资本对国仪量子进行了1.31亿元的战略投资。

截至IPO前夕，国仪量子的股东名册星光璀璨：科大控股持股14.75%，树华科技持股8.43%，高瓴系合计控制6.63%股权，科大国创和科大讯飞亦现身股东榜。豪绅云集的资本格局，在背书之余也为公司带来另一重压力——这些财务投资机构的根本诉求是IPO退出，而一旦股东结构高度分散（IPO前估值近百亿，前几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足30%），上市之后公司的重大决策权归属以及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势必成为投资者们持续关注的焦点。

更有意思的是资本故事里的一个“逃逸”结构。国仪量子的实际控制人贺羽和荣星均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而是通过多个合伙企业实现控制。其中，合肥司坤直接持有国仪量子27.20%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贺羽还分别通过合肥微扰、合肥自旋、合肥粒子，间接控制3.24%、3.24%、1.19%的表决权。两人自2017年7月起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公司34.87%的表决权。

这是一盘充满匠心的股权“榫卯结构”。贺羽与荣星虽未持有直接股份，却通过层层嵌套的有限合伙企业锁定了核心控制权。在A股市场上，创始人采取这种“间接控股”结构并不常见，但其目的也十分明确：一方面便于股权激励的灵活实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个人直接持股带来的税收和减持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顺利推进IPO，国仪量子在申报前夕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股权清理——2025年5月，应有关组织部门要求，杜江峰将其持有的股份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全部转让，由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接手，正式退出股东行列。这一“去院士化”的举动，根本上是为了规避复杂的领导干部经商及科技成果转化审批等行政障碍，从而扫清上市的合规红线。

如果说豪华的股东阵容代表的是资本市场的态度，那么真实的经营数据才是决定百亿估值能否立得住脚的硬道理。从最新披露的财务数据来看，国仪量子交出的答卷呈现出一种“漂亮”和“残缺”并存的复杂面貌。

先看漂亮的一面。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4.00亿元、5.01亿元、6.66亿元，年均增长在30%左右，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2.85%。更值得关注的是亏损收窄的速度——同期净利润从-1.40亿元，到-7408.02万元，再到-579.72万元，2025年净利润同比大幅收窄92.17%。扣非净利润也从2023年的-1.69亿元，收窄至2025年的-1887.80万元。公司管理层预计2026年全年有望实现合并报表层面的盈利，这也是本次过会后资本市场最期待的兑现点。

还有一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经营性现金流从2023年的-1.34亿元、2024年的-5023.76万元，一举跃升至2025年的1.18亿元，不仅成功“转正”，更意味着公司在现金层面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自我造血能力。对于一个尚处于产业落地兑现期的硬科技企业而言，这是一条比净利润更扎实的健康指标。

然而，“残缺”的一面同样不容忽视。截至2025年底，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3.6亿元，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体量仍然巨大。研发投入金额逐年下降——从2023年的1.31亿元，降至2024年的1.16亿元，再到2025年的1.11亿元，研发费用率也从32.72%降至16.64%，已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2.64%的平均水平。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仅5267.2万元，当期净利润亏损7142.74万元，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再次提醒市场这家企业距离真正的“稳定盈利”仍有距离。

这也正是科创板第四套上市标准的微妙之处。国仪量子选择的是“预计市值不低于3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的上市路径，而非要求盈利的普通标准。换言之，监管层允许它带着亏损上市，原因在于三个层面的“战略价值”超越了短期财务指标：一是在高端科学仪器领域取得的国产替代突破，具有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意义；二是在量子精密测量这个前沿赛道占据的全球领先地位，具备技术护城河的厚度；三是亏损主要来自研发和市场开拓的前置投入，而非商业模式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

但上市委并未因此放松标准。现场问询的核心问题就是“经营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涵盖市场空间、竞争格局、客户结构、在手订单等维度。公司之所以能够通过审议，核心在于它给出了这样一套增长逻辑：品牌壁垒逐渐形成，毛利率持续提升，经营性现金流由负转正，且在手订单支撑的远期收入确定性正在增强。这套逻辑是否成立，上市后将由二级市场用真金白银来验证。

跳出公司本身，国仪量子的IPO故事也是合肥高新区云飞路“量子大道”产业集群崛起的时代样本。

在合肥高新区那条被称为“量子大道”的3.5公里道路上，密集聚集了81家量子领域企业，形成了全国最密集的量子产业生态圈。本源量子、国盾量子、国仪量子等产业链领军企业比邻而居，涵盖了量子计算、通信和测量三大技术领域。

合肥是如何做到的？其逻辑可以概括为“一粒种子的闭环孵化”：先依托中科大为量子科技提供“从0到1”的原创技术源动力，再通过合肥产投、兴泰资本等地方资本力量，为企业引入“从1到10”的市场化资金和产业资源；市级层面出台量子产业专项政策，重点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并对企业营收“上台阶”、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专利成果创新应用给予支持。

对国仪量子而言，合肥不只是一个注册地，更是“产学研资本”五位一体赋能的试验场。招股书披露，公司核心技术团队中共有7人曾在中科大任职，管理层共8人中有3人与中科大存在联系。中科大旗下科大控股持有公司14.75%的股份，位居第二大股东。换言之，国仪量子从人才、技术到资本的底层要素，均在合肥的量子生态圈内实现了有机闭环。

更宏观的驱动力来自国家政策。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七次提及量子科技，量子产业首次被列于“未来产业”的突出位置进行全链条部署。国仪量子的科创板过会，不只是一家企业的IPO，更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量子科技正在从“实验室的原型验证”阶段，切换到“资本市场大规模资源配置”的新周期。

国仪量子的科创板过会，是一份“阶段性成绩单”，而非“终局答卷”。顺利过会后，还有三道关口等待它去跨越。

第一道关是业绩的持续兑现。截至2025年底累计亏损-3.6亿元的体量意味着，哪怕公司在2026年实现盈利，短期内仍难以覆盖历史缺口。而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仅5267.2万元、亏损7142.74万元的现实，意味着今年的扭亏目标主要依赖下半年的集中交付。一旦交付进度不及预期，资本市场对其盈利预期的信任链就将松动。

第二道关是战略独立性与股东结构的稳定。高瓴、腾讯、科大讯飞、国风投等机构累计投资约10亿元，这些财务投资者的核心诉求是IPO后的有序退出。上市后贺羽和荣星的合计控制权将稀释至约31.38%，这是一条颇为微妙的“紧平衡线”——没有公司愿意在刚刚登陆资本市场时就面临股权结构松动带来的管理不确定性问题。

第三道关是持续创新的资源保障。研发投入逐年下降的趋势已引起市场关注，而可比公司在研发费用率上的均值是22.64%，2025年国仪量子16.64%的比例显然处在一个“追赶对手”的不利位置。如果上市后在融资支持下加速研发投入，反而能够证明前期亏损是为了长期竞争力的前置投资；倘若为了报表尽早盈利而压缩研发强度，则可能削弱其面向未来的技术壁垒，反而与“为国造仪”的使命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