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冠军”登陆资本市场：科马材料北交所IPO过会

科马材料的四次IPO尝试，恰如一部浓缩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闯关史，每一次折戟都折射出不同阶段的市场逻辑与监管导向。

2013年的首次冲击，瞄准的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创业板。彼时，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高速增长期，2013年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15.7%，摩擦材料作为核心零部件，市场需求旺盛。科马材料当年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100万元，虽符合创业板“最近两年连续盈利，累计净利润不少于1000万元”的门槛，但最终因“核心技术独立性不足”被否。据当时的审核反馈，其T2工艺尚处于试验阶段，核心生产设备依赖进口，自主研发能力未获认可。

首次失败后，科马材料选择“曲线救国”。2016年，它登陆新三板，成为创新层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的五年间，公司完成了两轮定增，募资合计1.2亿元，用于扩建T2工艺生产线。这段经历让其初步熟悉了资本市场规则，但新三板的融资功能有限——截至2021年摘牌前，其市值始终徘徊在5亿元左右，难以满足扩产需求。

2022年，科马材料再次向A股发起冲击，目标转向深交所创业板。此时，公司已实现T2工艺产业化，2021年净利润突破7000万元，远超创业板“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的要求。其申报材料显示，计划募资2.67亿元，用于“年产3000万片高端摩擦材料扩产项目”。然而，2023年3月31日，公司突然宣布撤回申请。市场普遍猜测，此次撤回与监管对“业绩可持续性”的问询有关——当时创业板审核委关注到，其乘用车手动挡摩擦片收入下滑趋势明显，而新能源业务尚未形成规模。

三次失败后，科马材料将目光投向了北交所。北交所“专精特新”的定位与其中小企业属性更为契合，其“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1500万元”的财务门槛也更易达到。但对比两次募资方案，差异耐人寻味：本次北交所IPO募资额降至2.06亿元，募投项目调整为“干式挤浸环保型离合器摩擦材料技改项目”（产能1200万片/年）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前次创业板项目的产能是本次的2.5倍，投资额却仅多出22.9%（2.67亿元vs2.06亿元）。对此，公司在问询回复中解释，北交所项目采用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单位产能投资更高，且减少了土地购置成本——这一说法虽在财务上说得通，却也暴露了其对扩产节奏的谨慎态度。

从创业板到北交所，科马材料的赛道切换不仅是对自身实力的重新评估，更是对资本市场规则的适应。北交所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包容，为其提供了破局机会，但也意味着更聚焦细分领域的监管问询——这一点，在后续的审核中逐步显现。

科马材料的财务数据，像一组充满矛盾的拼图，在IPO审核中被北交所上市委逐一拆解。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上半年业绩的“V型反转”。

2023年全年营收仅1.99亿元的科马材料，2024年上半年突然“发力”：营收达1.41亿元，同比激增40.55%；净利润6871万元，同比飙升89.54%，几乎追平2023年全年净利润。这种“悬崖边的反弹”立刻引发监管警觉。北交所问询函直指“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要求说明是否存在短期订单突击、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等情况。

更刺眼的是境外销售数据。2024年，公司境外收入达4490万元，同比暴涨68.27%，毛利率更是高达58.8%，较境内业务（44.8%）高出14个百分点。其中，俄罗斯市场表现“惊艳”——从2023年的零收入，跃升至2024年的1350万元，占境外收入的30.1%。如此迅猛的增长背后，是客户结构的剧烈变化：2024年新增的5家境外核心客户中，有3家注册时间不足2年，且均为贸易商而非终端车企。

监管的目光尤其聚焦在墨西哥客户VAFRI身上。数据显示，2024年VAFRI向科马材料采购摩擦片1200万元，但截至年底，其库存仍有855万元，占全年采购量的71.25%。更反常的是，VAFRI的库存周转率仅为1.2次/年，远低于行业平均的3.5次/年。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伊朗ESA、埃及EGYPTIAN等客户身上，其库存占采购量比例均超过50%。北交所直接质询：“是否存在通过贸易商压货调节收入的情形？”“贸易商的终端销售是否真实？”

信息披露的矛盾更让市场疑虑加深。关于核心生产设备液压机的数量，招股书称“截至2024年6月，拥有液压机38台”，但公司2023年提交的环评文件却显示“现有液压机45台”，7台设备的差异未做任何解释。前次创业板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片高端摩擦材料扩产项目”的进展也说法不一：环评文件提到“2023年2月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但公司在北交所问询回复中却称“因市场环境变化，项目完成土建后未继续实施”，试生产与停工的矛盾缺乏合理说明。

这些数据异常背后，是监管对“财务真实性”的深度拷问。在注册制背景下，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一致性是IPO审核的核心，科马材料的种种矛盾之处，无疑为其过会之路增添了变数。

科马材料的治理结构，带着典型的家族企业印记——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模式在企业发展初期曾提升决策效率，但在IPO审核中却成为合规焦点。

股权结构显示，公司实控人王宗和、廖爱霞夫妇及其女儿王琳、女婿周建伟合计持有84.4%的股权，其中王宗和任董事长，周建伟任总经理，女儿王琳担任财务总监，家族成员把控着公司的决策、经营与财务核心环节。这种“夫妻掌舵、子女分管”的模式，虽能保证战略稳定，却也容易引发“一言堂”风险。

北交所的问询函直接点出了内控漏洞。最典型的是高管薪酬的“避税操作”：2021年至2023年，董事长王宗和、总经理周建伟等5名核心高管，通过低税率地区的员工代领部分薪酬，三年累计涉及金额达420万元。这种操作不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更暴露了公司薪酬管理的混乱。

研发费用的核算同样经不起推敲。2023年，公司研发费用中“兼职人员薪酬”占比达52.3%，远超同行平均的15%。问询函指出，这些兼职人员多为高校教师，既未签订正式劳务合同，也未参与实际研发项目，其薪酬支付的真实性存疑。更严重的是，部分研发费用与生产费用界限模糊——2023年有120万元的“研发领料”实际用于常规产品生产，存在费用虚增嫌疑。

实控人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更显“不规范”。2018—2019年，公司重要施工方浙江中邦建设（负责生产基地扩建工程）从王宗和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借款1000万元，月息高达1.2%（年化14.4%），远超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同期，中邦建设实控人还向廖爱霞个人借款2000万元，年利率15%，两年利息合计600万元。这种高息借贷不仅可能影响工程报价的公允性（中邦建设的工程结算价较市场价高8%），更涉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

家族企业的治理难题，本质上是“亲情信任”与“制度约束”的冲突。科马材料在问询回复中承诺“完善内控体系”，包括设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规范关联交易审批流程等，但这些制度能否真正落地，仍需时间检验。

在传统业务承压的背景下，科马材料的新能源转型布局，成为其登陆资本市场的重要“故事线”。这条转型之路，依托于既有技术的延伸，也面临着新赛道的挑战。

扭矩减振器用干式摩擦片的突破，是其切入新能源领域的首个支点。在混动汽车的传动系统中，摩擦片需要同时适应电机的高转速与发动机的高扭矩，对耐磨性、耐热性要求更高。科马材料利用T2工艺的稳定性优势，开发出适配混动系统的摩擦片，2022年首次实现销售（仅0.12万元），2023年打入问界供应链后收入跃升至70.28万元，2024年更是猛增至723.58万元，三年间增长近6000倍。目前，该产品已进入比亚迪、吉利的工装样件测试阶段，预计2025年可实现量产，保守估计年收入有望突破5000万元。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湿式纸基摩擦片业务。2021年，科马材料成立控股子公司科马传动，专门布局自动变速器用湿式纸基摩擦片——这是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车型）自动变速器的核心部件，长期被美国天合、德国舍弗勒等外资企业垄断。科马传动的一期生产线于2022年5月投产，设计产能1500万片/年，产品主要面向潍柴动力、法士特等变速器厂商。2024年，该业务收入达860万元，虽占总营收比例不足4%，但增速高达180%，展现出良好的增长潜力。

转型路径与行业政策高度契合。《中国制造业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摩擦材料国产化率80%”，其中湿式纸基摩擦片是重点突破方向。科马材料的布局恰好踩中这一政策窗口，其研发的新能源摩擦片已通过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的性能认证，在摩擦系数稳定性、磨损率等指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不过，转型仍面临现实挑战。新能源摩擦片市场的竞争远比传统领域激烈：外资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占据80%以上份额，国内同行如铁流股份、双环传动也在加速布局。科马材料的产能规模（湿式纸基摩擦片1500万片/年）仅为舍弗勒（中国）产能的1/5，成本控制能力有待检验。此外，新能源车企对供应链的认证周期长达18-24个月，从样件测试到批量供货的“鸿沟”仍需跨越。